《读书》首发 | 韩毓海：青春之我
编者按
邓中夏是中共创始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领袖。因邓中夏曾就读北京大学国文门，让在北大读书任教的本文作者多了亲切感，同时也有了解、探究他的人生经历的欲望。那时的邓中夏等人确实英姿勃发“正青春”，从自性本心出发，不仅富于理想，而且埋头实干。如今回首往事，让人不胜感慨。
青春之我
——邓中夏与“初心”
文 | 韩毓海
（《读书》2023年7期新刊）
邓中夏（1894-1933）。邓中夏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来源：xuexi.12371.cn）
把《红楼》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邓中夏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啊，他的诗比胡适的好，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一九二〇年五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那时，罗家伦、段锡朋说，我们不能总是破坏，现在要建设，中国真正被人看得起，就必须有自己的科学与学术，所以，我们要出国好好学习。而邓中夏则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这样，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从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全体代表合影。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邓中夏就参与其中（来源：xinhuanet.com）
邓中夏毕生最厌恶做官，他父亲邓典谟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后在国民政府做官，邓中夏大学毕业后，父亲给他在农商部找了职务，但他拒绝去。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后，去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东方吹来十月的风 /唤起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无产阶级快起来 /冲破乌云天地红。解放后，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那个时候很忌惮他，知道他很厉害，他能演讲，会作文，善于鼓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汲取在广东的教训，首先就是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从孙传芳手里夺来的枪，上海起义的成果，就这么丧失了。而武汉的左派，包括汪精卫等人，一看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枪，没了实力，就立即变成右派。
1925年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图为部分委员合影，左六是邓中夏（来源：thepaper.cn）
虽然诗人往往富于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是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理想再高远，也要脚踏实地——枪一丢，再如何侈谈革命都没用了，靠写诗、演讲都没用，因为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然后，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实际上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上课，自己也上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蔡元培创造了新文科，而邓中夏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学教育体系。
邓中夏学问极好，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的”和“进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英时先生把五四思潮划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海内外皆以为此乃余先生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不过是落了几十年前邓中夏文章的窠臼。
邓中夏被从莫斯科驱逐回国后去了湘鄂西根据地，担任红二军团政委。王明回国后，立即撤了他的职，派夏曦去湘鄂西。夏曦到任后，让邓中夏反省，立即进行肃反，几乎把洪湖根据地的党员都杀光了。
邓中夏在洪湖奉命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的时候，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但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失掉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一九三三年，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五月十五日晚，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莫斯科派来的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工作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
这是很著名的对话。邓中夏牺牲之前，郑绍文对邓中夏说，牢房里的同志们要我向你提个要求，想请你给我们讲一次党课，讲一次党史。
邓中夏说，党史？我在洪湖写过一本，可惜在战斗中丢失了，好，凭着记忆，就讲一讲，听的人可以扩大些，非党积极分子也可以参加。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认为，一方面，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明星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马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蔡元培第一次辞去民国教育总长职务后，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法国，他在法国结识了三个朋友：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他们四人当时受商务印书馆之托，在法国创办《学风》杂志，出版“学风丛书”，打算以此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三位朋友，对蔡元培影响很大。
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因此，蔡元培也对邓中夏不满，张静江更以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清党，张静江被蒋介石拱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那时需要靠上英、美、日，他与汪精卫、黄郛、张继、宋子文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而蔡元培和张静江则是书生意气，自己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
然而，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作为蒋介石金主的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因为扶助农工，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是孙中山的主张，是一切现代革命者共同的主张，为什么？因为不解决土地问题，即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如果不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就不能为工业化发展创造劳动力的条件；如果不解决工人的收入问题，中国的工业就不能发展。总之，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果然失败了，因为国民党是站在地主资本家的立场上，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中国大多数的工农，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话说得真好。其实，如果翻翻蒋介石、汪精卫、张静江这些人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当年嘴上鼓吹革命，号称代表工农，那真是天花乱坠，他们曾经高呼的那些肉麻吹捧革命乃至马列主义的口号，是邓中夏这种人说不出来的。
而邓中夏天上有知，听到张静江们的这番翻悔，估计要笑出声来。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究竟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本心，就是发自本心，《华严经》说不忘初心，就是说一切要发自本心，发自自心、自性。
六祖慧能临行前讲的话，谈到了初心、自心、佛心与众生的关系，在我看来，用来说邓中夏这些“青春之我”，用来解释李大钊的“青春之我”，也是恰当的：
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觅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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